古今排水工程不能簡單比較 發展過快致水災

         事實上，北京暴雨過后成澤國已經不是第一遭，學界對于這一問題的各種方面的深入討論也已經進行過好幾輪。然而，簡單地把古代的經典排水案例或者把國外大城市案例和北京相比，事實上都不能拿出一個統一的解決方案。大城市排水系統的構建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尤其是對于北京這樣的古城、超級大都市來說，這個系統工程隨著大城市的飛速建設而導致的失控，并不能簡單地從技術層面去講清誰高誰低、孰是孰非。

　　“城市排水系統涉及地面滲流、河道排水、城市內河和內湖蓄水等多個方面，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因此在城市發展中需要科學的規劃、建設和管理。由于對多方面的研究和認識不足，城市河道和內湖縮減，地面滲水能力下降，使暴雨時的排水負荷過高，導致排水不暢，出現積水。”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李光明說。

　　他認為，城市下水道的建設和改造跟不上快速城鎮化發展的步伐，城市發展缺乏整體規劃，由此出現了許多“欠賬”。由于城市化發展速度過快，城市有關規劃和建設對全球性氣候變化帶來的降雨變化估計不足。盤子越做越大，很多原本低洼的地方被開發，正是這些地方，成為積水重災區。

　　古代的城市建設對于城市規模、人口和現代大都市相比，相對可控。而且，選址多考慮地勢、依山傍水，重要的建筑物和權力機構通常占據有利地形，而普通的民居則相對處于低位。更為特殊的是，中國的古城建設和水系之間的關系尤其緊密，傳統中的護城河、內河都不僅有著戰略意義，更和城市的排水系統聯系緊密，依靠自然環境對雨水作出疏導。從普遍意義上來說，并非古代城市的排水技術超過當代，而是其順應了當時當地的環境、因勢利導。在本次的北京暴雨事件中，雖然故宮、團城等古代地標地區免遭水淹，但普通的民居、四合院的進水情況仍然是頗為普遍的。

　　因此，將故宮、團城等北京城內的古代重要地標拿出來做經典的案例自然有其參考價值，但是放大到整個城市的范圍來說，現代都市和古代都市的氛圍都已經截然不同——超級大都市的發展早已經不可控，如北京城那般“攤大餅”式地向外發展，范圍涵蓋低洼之地已經無可避免，而在大城市里填溝渠造樓房之舉的頻繁也破換了自然水系對于城市排水的作用。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此次北京暴雨所呈現的排水系統的問題實際上是我國城市規劃中存在的諸多弊病的一個集中反映。

　　而和歐美相比，我國城市規劃目前使用的排水系統的設計標準和方法上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我國雨水管渠的設計重現期標準低于歐美國家，根據《室外排水設計規范》，重現期一般選用0.5-3年，重要干道、重要地區或短期積水即能引起較嚴重后果的地區，一般選用3-5年。而歐美、日本等國家一般只規定最低限制，而非一個區間，他們的最低限一般為5年或10年。在現實中，中國多數城市會選用最低限來進行設計，也就是按照半年或一年一遇的暴雨強度來設計，而歐美、日本等由于只給出了最低限，一些有經濟實力的城市有更大的發揮空間。此外，中國現在對于雨水設計流量的計算方法依然采用19世紀的推理公式法。流量推理公式法雖簡單但不準確，國外在三四十年前就已經改用模型測算流量了。除此之外，氣候變化也是城市排水系統“不給力”的一個原因。未來的排水系統必須將氣候變化的因素、人們的實際需求都考慮進去。如果財力許可，舊的城市排水系統也可改建，東京就在1992年重新改建了地下排水系統，耗時14年，地下河深達6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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